广东爱情故事原唱歌词是谁写的（广东爱情故事原唱）

最初西学中源说，极有市场。

现代法治源于西方社会，它的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无疑也是理性化。不能狭隘地把软法的崛起看作是对硬法的竞争和替代，也不能简单的把软法的出现只看作是对硬法的补充和辅助，而应采取更宏观的视野，以更积极的心态来看待二者关系。

提倡软法研究，既不构成对现有法的冲击，更不会对法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法治要同步推进，从法律体系建设到法治意识培育，从硬法构建到软法发展，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执政，从法治政府建设到法治社会建设，从国家共同体的法治建设到政治等社会共同体的法治建设，从立法到执法、司法、护法、守法、学法诸环节同步推进。[14]这一观点首先认可在宏观与抽象层面上软法与硬法的基本并列的关系，但也不否认二者之间在微观和具体领域内交错复杂关系，或主从、或并列、或依存、或包含，而其最终走向应是一种混合法治的新模式。（三）软法对传统（硬）法理论的反思和发展 1、理念更新：软法的兴起使法与国家、国家强制力脱钩，打破了国家对法资源的垄断，扩展了合法性内涵 从国家立法到共同体立法，软法的出现使得立法主体多元化，进一步适应了立法民主化的需求。当摆脱了国家强制力的束缚后，法的视野就豁然开朗了。

软法硬法的特点不一、形态各异、适用领域有别，基于领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需要，不能僵化理解二者的关系。而随着世情、国情等的变化，软法中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等问题也会日益突出，有的滞后于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有的同宪法、法律不一致。发展中国家照抄照搬西方法律模式并不必要，而可以利用其他可供替代的制度，并推进它们的建设和发展。

政策也唯有法律化，方能获得权威和良好的执行基础。因为主要依靠政策而非法律，政策出台越来越多，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法律得不到及时的细化、修改或出台，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少，法律就会变得越来越滞后，越来越空洞，也就会越来越虚置。由于公共财政总是混乱无序，皇帝没有自我克制的理由。首先，重新认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建立政策与法律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④法律不周延，存在法外现象。这是出于对法律的敬畏。

法律可以禁止内部人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本企业股票（标准），也可以规定禁止内部人在信息公开前N天内买卖本企业的股票（明线规则）。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通过在两会的呼吁，终于叫停了该项收费。以此推算，一个高管如持股100万股，则需要25年以上才能转让完毕。因此，政策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实质非理性法。

现在不少法理学教科书上还有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论述。(4)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政策多变，在国内造成的后果，其灾难性更大。这些研究比较零散，因此，有必要对法律的空洞化问题予以综合、系统的研究。

[5]《中小企业促进法》第3条条文：国家对中小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加强引导、完善服务、依法规范、保障权益的方针，为中小企业创立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政策大都是行政机关制定的。

{24}(P664)在法国，1996年宪法修改案赋予议会在制定社会保障预算中更大的预算权力，这反映了一种趋势：减少政府自治立法的范围。企业要想通过审查、审批，就被迫通过郭京毅等人事先精心设下的利益链条来实现，即法律制定部门官员与律师一起制定相关部门立法，并且利用专业知识，在法律中塞人企业意向或者留下审批漏洞—企业向部门递交审批申请—官员授意企业去找特定律师—企业通过律师费的方式支付贿金—按照律师规划的路径并在相关官员的帮助下，审批通过。

行政机关执法，既依法律，又依政策、命令、指示，其中后者的地位在执法人员心目中往往重于法律，其结果，造成了执法人员对政策、长官命令、指示的热诚和对法律的漠视。如2010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当前我国宏观调控背景下的热点法律问题高端论坛和在长沙举行的2010年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年会。{19}(P6)在英美国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6]黄文艺从信息分析的视角认为，我国立法中的法律不宜太细、授权立法、依靠职能部门立法等现象，都是源于立法信息不充分。既然法律至上、形式法治，那么政策自然必须居于法律之下，甚至没有政策存在的必要和空间。史际春教授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论述是《竞争政策：经验与文化的交织进化》（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

法院在处理这样的诉讼时，则可以毫无争议地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来判案，而不会像现在这样给人一种下位法优于上位法或政策优于法律的印象。在资本主义法治的早期阶段，即法律现代性阶段，受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传统政治法律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严格强调三权分立、法律至上，行政权不能僭越立法权。

[17]财政监督结果也显示，1998年至2008年间，全国财政监督系统查出有问题金额超过1万亿元，{35}(P694)即为例证。在我国改革开放及法制建设刚刚起步之时，该问题即以上述国内第一种研究进路（法理学和法制史的进路）热烈地讨论过。

③法律规范结构不完整，尤其是法律责任及追究机制不足。但此时的法治实际上是形式法治。

法律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强制性，而是说理性，或者说，强制的必要性根植于说理性之中。[19]郭京毅案是中国立法腐败第一案。基于此，笔者选取了我国现行最新制定或修改的32部法律，分为民商法、行政法和经济法[3]三组，对其中的授权条文进行逐条排查，结果发现：民商法的空洞化程度最低（授权条文的占比为4. 93％），其次是行政法（授权条文的占比为14. 21％），经济法空洞化程度最高（授权条文占比最大，为19.75%）。{13}(P59)后现代性思潮根源于，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形式法治导致了实体正义的失落。

之所以做上述界定，目的是为了将法律放在政策的对立面来研究，充分揭示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而非同一性。须知，无论在任何时候，利益格局都是不稳定的，不能以此为由不去立法而仅凭政策随意抉择。

{18}(P1675) 但后来，随着注重以制度形式抑制行政权的历史任务的完成，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日益复杂，人们一方面放松了对行政权的恐惧，一方面又对行政权寄予厚望，要求其能够为社会生活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于是，委任立法便自然地成为满足这种历史需求的一个重要举措。尤其具有对比意义的是，2005年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与日本《公司法》的修改几乎同步。

但在此情况下，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而是主从关系—法律为主，政策为从。例如，目前在美国法律秩序的结构中，法规犹如汪洋大海，法律只是漂浮在大海中的少数孤岛。

而在我国，行政机关都采用首长负责制，因此，政策中往往会体现部门的利益和行政首长的个人意志，即使吸收了专家的参与和意见，但仍属精英决策模式，民意基础差。{36}(P76)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假定，官员也是追求其福利最大化的个人。(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7页。{10}(P3)这一靠领导批示来促使下级机关执行法律的典型案件隐含着如下逻辑：领导的权威可能高于法律的权威，领导批示的效力可能高于法律的效力。

再次，树立法律精细化的理念，进行精细化立法。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和政策的增长，政策的成本-收益函数也在变化，其成本在逐渐增加，收益在逐渐降低，以至于最终会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 政策是随机抉择的，随机决策意味着不稳定，尤其是没有法律框架约束的随机抉择。

与法律原则相比，明线规则明确规定哪些行为是禁止的。这样，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弱化，显规则不彰，潜规则盛行，最后，法律成了只是对罪犯进行惩罚的代名词。

这一命题虽然并不绝对，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为真。此外，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政策决策模式有时也难以打破一些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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